我國投資者開始接觸投教的時間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超五成的投資者缺乏長期接受投教的意識。

我國投資者金融素養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和性別差異;投資者的專業金融素養仍未有明顯提升。

受教者與施教者在投教渠道偏好上存在明顯差異;電視、電臺等媒體在開展投教方面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我國證券投資者教育的效率分析與制度建構》課題組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我國證券投資者教育的效率分析與制度建構》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自2016年首次開展中國投資者教育現狀全國性問卷調查以來，2018年進行了第三次全國性問卷調查。本次問卷調查延續了以往兩次調查的基本風格與特色，即著眼于對影響投教工作實際效果深層次原因的挖掘與分析。不同于同類調查只是單向對投資者做問卷訪問的通常模式，本項調查問卷范圍同時涵蓋投資者(受教者)和投教工作者(施教者)，是國內外學術界首次從投教的“需求方”和“供給方”的視角來研究投資者教育的效率與制度建構問題。該項調查分別設計了《投資者教育情況調查(投資者部分)》和《投資者教育情況調查(投教工作者部分)》兩份問卷，并對問卷進行了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檢驗。內容效度檢驗上，課題組通過咨詢和座談等形式，在廣泛聽取市場投資者、投教工作者、調查統計專家以及相關行業協會、證券交易所人員的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對問卷內容進行了反復調整、修改與優化;結構效度檢驗上，投資者部分問卷與投教工作者部分問卷各因子間相關系數大多介于0.1~0.6之間，各因子與測量總分之間的相關系數也處于0.3~0.8之間，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

本次問卷調查的時間為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共回收問卷20887份(投資者部分問卷11504份，投教工作者部分問卷9383份)。課題組根據相關統計學標準對問卷進行了嚴格篩選，最終確認有效問卷為19888份(投資者部分有效問卷11005份，有效率為95.66%;投教工作者部分有效問卷8883份，有效率為94.67%)。課題組利用SPSS 23.0軟件分別對投資者問卷與投教工作者問卷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在信度方面，投資者部分問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93，投教工作者部分問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3，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內在信度，分析結果的穩定性和可靠性良好。

課題組對問卷調查的數據進行了分析并形成了詳細的調查報告。下面介紹調查報告的一些要點和基本結論。

一、我國投資者教育工作的現狀與效果分析

1.投教工作的開展改變了金融機構對投教的認知，激發了其開展投教工作的內在動力

2016年度的調查結果顯示，證券(期貨)公司等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的主要動力為滿足相關監管部門的合規要求，缺乏主動開展投教工作的內在動力。但是在2017年及2018年度的問卷調查中，結果開始出現變化。調查表明，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的主要目的，開始從被動的滿足監管要求轉變為主動“幫助投資者獲得基本的金融知識和投資技能，引導投資者理性投資”和“引導投資者樹立正確的風險意識和維權意識，保護投資者正當權益”。在2018年度“金融機構開展投教的主要動力”調查中，認為投教工作“對公司發展和拓展業務有直接幫助”排在了第一位。這些變化均表明了金融機構對投教工作認知的轉變，即金融機構開展投資者教育由“滿足金融監管機構的強制要求”的被動動作，轉變為公司客戶服務和品牌建設的主動行為。當然，作為推動金融機構開展投資者教育的外部力量，“來自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的強制性要求”依然是排第二位的重要因素，這與我國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投資者教育的持續重視相契合。

這一轉變從一個層面反映出我國持續多年推進的投資者教育工作，已經在悄然改變我國資本市場的生態環境;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的強制性要求對整個金融市場投教工作的推動和引導初見成效。

2.投教工作提高了投資者主動接受教育的積極性，90%以上的受訪投資者表示愿意為接受投教而投入相應的時間和資源

在投資者教育問題的相關研究文獻中，研究者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對投資者參與和接受教育的內在積極性的分析。本次問卷調查的數據顯示，投資者對接受投教積極性的自我評價為3.44分，投教者對投資者接受投教積極性的評價為3.60分(滿分為5分)，說明無論是從投資者角度還是投教者角度來看，投資者接受和參與投教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

調查數據還顯示，愿意為接受投資者教育投入一定時間和資源的投資者占有較高的比例，其中，為參與投教而花費了一定資金的投資者占比超過90%;近半數投資者(占45.74%)參與各類相關學習的資金投入占其收入的5%~15%，有11.61%的投資者在投教學習上的資金投入超過其收入的15%。在時間投入方面，超過92%的受訪投資者表示愿意為參與投教活動花費時間，其中，超過半數的投資者(占53.35%)每周投入的學習時間在2小時以內，有12.65%的投資者每周投入的時間超過5小時。投資者愿意花費時間和資金參與投教學習活動，表明投資者對通過參與投教來學習相關金融知識、提升自身金融素養的重視程度在持續提高。

3.投教工作有助于投資者金融素養的提升，多主體參與實施的投教工作對提升投資者的金融素養有更為積極的影響

通過對調查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參加過投教活動的投資者的金融素養顯著高于未參加過的投資者(回歸結果表明，投資者參加各投教主體開展的投教活動的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同時，通過選取投教實施主體中對投資者金融素養影響較大的三個主體(金融機構、交易所/行業協會、高等院校)進行組合分析發現，參加過多個主體投教活動的投資者，其金融素養明顯高于只參加過一個投教主體活動的投資者，且投資者接受投教的主體種類越多，其金融素養也越高。這一結果再次實證了課題組2017年調查報告的結論：“多主體參與、形成系統性的投資者教育體系，是投資者和投教工作者一致認同的未來投資者教育的主體結構，也是最合理的投資者教育主體結構發展方向。”

4.投教工作有助于投資者養老規劃意識的培養，促進個人更積極地選擇定期儲蓄、養老保險、長期性投資等養老保障方式

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國人的養老規劃問題成為社會各界的重點關注問題，國家也在積極推進建設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對個人而言，養老規劃是一項長期金融投資決策。從國外成熟市場的投教經驗來看，大多數國家都把養老規劃列為投教工作的重要內容，認為對投資者的養老金融教育是改善個人退休養老規劃狀況的重要途徑。為了研究我國投教工作對個人養老規劃的影響，課題組在2018年度問卷調查中增加了關于養老規劃的內容。調查顯示，接受投資者教育越多、對金融知識掌握更好的投資者，其投資行為更加理性，更能夠預估不同金融決策的結果，主動去制定與實施個人退休養老規劃的可能性越高。

調查結果表明，我國超半數的投資者并未對自己的養老生活做出合理的目標設定和經濟規劃(僅有46.62%的投資者預期過自己的養老資產規模)，缺乏必要的養老財務準備意識，表明我國個人養老規劃意識較為薄弱。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投資者接受投教的頻率能夠顯著影響投資者的養老規劃(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即接受投資者教育的程度越高，主動進行退休養老規劃的概率越大。同時，我們還分析了投資者教育對投資者養老方式選擇的影響，發現接受投教的頻率越高，其對于未來自身的退休養老規劃的考慮就越全面，養老方式的選擇就越多樣化，且選擇個人定期儲蓄、商業養老保險、長期性投資等方式作為退休養老保障的可能性越大(其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二、我國投資者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1.我國投資者開始接觸投教的時間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超五成的投資者缺乏長期接受投教的意識

投資者開始接受金融教育的時間可以反映投資者的金融教育基礎，為投資者培養良好的金融意識提供保障。調查數據顯示，絕大部分受訪投資者都是在大學及以后階段才開始接受經濟/金融相關教育，僅23%的投資者在大學之前了解過經濟/金融相關知識，而國外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是從小學階段就開始教授國民金融知識。總體來看，我國投資者接受經濟/金融相關教育的起步時間遠遠晚于市場發展較為成熟的發達國家，表明我國在國民教育階段開展投資者教育的發展空間巨大。調查數據還顯示，僅有41%的受訪者表示會長期接受投資者教育，而表示會長期開展投教活動的金融機構占比卻達69.08%，表明長期性投教資源供給上能滿足投資者的需求，但投資者尚未形成長期接受投教的良好習慣。而投資者教育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的工作，若投資者缺乏長期接受教育的意識，將使得投資者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調查結果表明我國亟需加強對投資者長期接受投教意識的培養。

2.受教者與施教者在投教渠道偏好上存在明顯差異;電視、電臺等媒體在開展投教方面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課題組的研究表明，投教渠道也是影響投教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連續三年的調查中都設計了投資者對投教渠道偏好的調查內容。2018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投資者對網站、電視電臺、各類交易軟件等線上渠道的接受度，與現場教育活動、紙質材料(書籍、報刊)等線下渠道的接受度相當(線上渠道接觸度90.42%，線下渠道接觸度91.35%)，表明投資者更偏好“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投教渠道;而目前投教主體最常采用的仍為線下渠道(使用率為81.32%)，對線上投教渠道的關注和開拓明顯不足(使用率為51.55%)，表明線上渠道的投教工作亟待補充和豐富。

值得注意的是，在線上渠道中，投教工作者使用率最低的電視、電臺等媒體渠道(使用率為36.50%)，卻是投資者具有較高偏好的渠道(使用率為91.28%)。投資者對通過電視、電臺等渠道接受投教的偏好，與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較少利用這些媒體渠道的錯位表明，金融機構在利用線上渠道，尤其是電視、電臺等媒體渠道開展投資者教育方面還有很大發揮空間。略感意外的是，近年來監管機構大力倡導和推進的實體投教基地建設，卻是投資者知悉程度最低的渠道(20.53%的受訪投資者表示從未聽說過投教基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目前投教基地數量還較少，覆蓋范圍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投教基地建設尚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各方面宣傳和發展還不夠成熟。

3.金融機構投教工作“重宣傳，輕實踐”的傾向依然存在，大多投教人員對公司的投教規劃并不了解

調查數據顯示，在金融機構投教工作的側重點方面，參與人數最多的是“宣傳、協助和組織”(占比為77.77%)，而參與“受理及處置以及講授工作”的人數較少(占比為30.8%)，暴露出金融機構投教工作“重宣傳，輕實踐”的特點，投教工作的實際實施人員配置不足，可能造成投教活動缺乏實質性和持續性。

數據顯示，多數金融機構對投教工作都非常重視和關注，在投教方面投入了較多資源。投教人員的配比結構較為合理，受訪的投教工作者的工作年限集中在1-3年和5-10年，超七成投教工作者接受過相關專項培訓。超過90%的金融機構制定了專門的投教計劃(以月度計劃為主，占比為75.28%)，但受訪投教工作者對本公司投教計劃的具體內容知悉度并不高，僅有32.52%的受訪者表示對公司投教計劃比較了解。同時，將投教工作納入公司業績考核的機構占比不到50%，表明仍有一些金融機構對投教工作的重視度不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投教計劃的實際執行，降低了投教工作的效果。

在對投教工作效果的評估方面，大部分受訪金融機構都安排了“客戶對投教活動滿意度的調查”，作為對本單位投教工作的效果評估，但是普遍缺乏多樣化的投教效果評估手段，且對客戶滿意度的測評也主要是由于監管機構的規定要求。這一結果從側面反映了我國目前投教工作的系統性評估體系建設還比較薄弱，導致各投教主體開展投教活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雖然有關投教資源的投入較多，但與投教效果聯系密切的投教環節未得到凸顯，能切實提高投教實際效果的有關舉措并未得到更好的實施。

4.金融機構仍是目前投教的重要主體，但是其開展投教的“悖論”依然存在

課題組在研究中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作為市場經營主體的金融機構在投教工作中的準確定位問題，現有文獻對此也沒有涉及和專門研究。現實背景是：金融機構是目前實施投教工作的最重要主體，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投教工作;但是，投資者教育產品具有準公共產品特性，且具備社會服務的功能，而金融機構作為追求盈利的市場主體，如何形成有效的、具有公信力的投資者教育供給?在實施投資者教育時能否做到客觀公正?本次調查就這個問題設計了專門的問卷題目。

調查數據顯示：(1)金融機構在投資者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被投資者廣泛認可。從投資者對各種主體開展投教活動的認可度來看，對金融機構的認可度在所有主體中排名第一(認可度達88%)。(2)另一方面，無論是受訪投資者還是受訪施教者，雙方均認可金融機構開展投資者教育的上述“悖論”的客觀存在，即雙方均認為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與其機構本身的盈利性定位存在一定沖突，但雙方在沖突程度的認知上有所差異：投資者對這種“悖論”和利益沖突的感覺更為強烈一些(對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的“悖論”，受教者評分為2.84分，施教者評分為2.49分)。(3)由于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的“悖論”的存在，對于投資者來說，金融機構投教活動的可信度因此而有所減扣，從而成為影響金融機構投教工作實際效率的一個因素。

5.投教主體結構不合理問題依然是影響我國投教工作效率的最主要問題

在連續三年的問卷調查中，課題組均設置了“對目前投教工作存在的不足進行評價”問題。結果顯示，“開展投教工作的主體結構不合理”、“進行投教的時機不合適”、“投教內容過于單調”、“投教渠道過于單一”以及“缺乏系統性投教體系設計”5類問題，是目前投資者和施教者均認為存在的需要改善的問題。

但結果也表明，受訪投資者和投教工作者對于投教工作存在的不足的評價，既有明顯區別，也有高度共識。在對“開展投教的時機不合理”、“投教內容過于單調”兩方面的看法上，投資者和投教工作者存在顯著的“角色差異”，投資者對這兩方面的不滿程度的排序，明顯高于投教工作者。這也提示金融機構在今后開展投教工作中，應該更加注重投教時機的選擇和投教內容的優化，以更好地滿足投資者的學習需求。具有較高共識的是，投資者和投教工作者均將開展投資者教育的主體結構不合理視為影響投教工作效率的最主要的問題(二者的排序都為第一位)，再次說明改善我國的投教工作應該從主體結構的優化調整開始 。

6.將投資者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是提高國民金融素養的根本途徑，也是最具有效率的投教制度安排

早在2013年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13〕110號)，就呼吁“加大普及證券期貨知識力度，將投資者教育逐步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并充分發揮媒體的輿論引導和宣傳教育功能”。本次問卷調查中，對于“是否應該將投資者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態度顯示，超過八成的投教工作者都贊成要將投資者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且超過四成的人表示“非常支持”，認為把投資者教育引入國民教育體系是提高國民金融素養、提升投教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徑和制度安排。這一結論亦與2017年度的調查結果高度吻合。

目前，我國的國民教育體系中還未充分重視投資者教育以及相關財經/投資的內容，這是個人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普遍缺乏資本市場的基礎知識的制度性原因。現實中，投資者的金融素養差距過大，這種差異給金融機構等主體開展投教活動帶來很大難度，使得投教的針對性不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目前金融機構過多承擔了對投資者進行基礎教育的工作，弱化了自身在專業化投資領域的優勢。通過將金融與投資的基礎知識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不僅可以減輕金融機構在普及基礎金融知識方面的過度承擔，使金融機構能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專注于專業化和有針對性的投資者教育服務。對我國國民教育體系的完善，充分發揮教育工作的正外部性效應，可以培養全民的健康投資理念，促進投資者行為的普遍理性，這是最有效地提升國民金融素養水平的治本之策，有利于金融市場健康、穩定和長遠發展。

三、關于投教工作與提升投資者金融素養的關系

國內外相關文獻的研究表明，投資者教育的效果與投資者本身的金融素養存在相互影響關系，即投資者教育會影響投資者金融素養的形成，而投資者的金融素養也會影響其對投教的參與和學習。課題組在研究中，除了對投教工作現狀和問題的關注外，還專門探討了投教工作與投資者金融素養之間的關系，在2018年度問卷調查的內容設計上對此做了適當安排，問卷設計了投資者基本金融素養、專業金融素養、綜合金融素養、客觀金融素養、主觀金融素養、投資組合的簡單多樣化、有效分散化等調查指標。對相關問卷數據的統計分析結論有以下幾方面：

1.我國投資者金融素養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和性別差異;投資者的專業金融素養仍未有明顯提升

問卷調查顯示，受訪投資者的基本金融素養為69.43，其中得分在80分以上的投資者占56.66%，表明我國投資者群體對利率、復利以及通貨膨脹等基礎金融知識的掌握較好;但受訪投資者的專業金融素養僅為44.23，其中得分在60分以下的投資者達58.31%(與2017年度的調查結論一致)，大部分投資者專業金融素養仍未達及格標準，投資者對風險分散、無風險利率等專業金融知識的掌握還嚴重不足。這一結果與2017年度的調查結論一致。

調查結果顯示，投資者的金融素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和地域差異。男性投資者的基礎金融素養和專業金融素養均高于女性(這與國際上關于金融素養性別差異的研究結論高度一致)，在大多數家庭財務決策中，男性往往占主導地位。在地域分布上，基礎金融素養最高的為東部地區(71.62分)，專業金融素養最高的則是西部地區(46.25分)。

2.投資者普遍存在對金融素養的自我認知偏差，金融素養越低的投資者顯得越“驕傲”，金融素養較高的投資者反而更為“謙虛”

面對復雜的金融產品，投資者總是依據自身的金融素養來進行選擇和決策的。客觀金融素養為投資者提供處理信息所具備的基本知識，主觀金融素養(即對金融素養的自我認知)則更多的引導投資理性決策。行為金融學中有關投資者自我認知的研究表明，投資者的認知偏差會造成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交易行為，進而引導金融資產錯誤定價，致使金融資源不合理配置。

數據顯示，我國投資者對金融素養的自我認知存在偏差。投資者對金融素養的自我評分高于真實得分，表明投資者存在對金融素養的過度自信。不同金融素養水平下投資者對金融素養自我認知的偏差程度：金融素養低的投資者傾向于高估自身金融素養(對金融素養的過度自信)，且金融素養越低，其過度自信程度越高，顯得更為“驕傲”;而金融素養較高的投資者則傾向于低估自己的金融素養，表現得更為“謙虛”。結果表明，金融素養的自我認知偏差使得投資者無法準確估計自身金融素養，加強投資者教育可能有助于從自我認知角度糾正投資者對金融素養的認知偏差。

3.金融素養的提高增加了投資者選擇自主投資方式的概率，降低了部分投資者對理財顧問和委托投資的需求

調查數據表明，58.54%的受訪投資者表示有理財建議需求，其中，41.30%的投資者對于投資建議的需求表現為“我自主決策，但在投資前會征求理財顧問的意見”。接近40%的投資者選擇“我完全自主決策”的投資方式，僅1.66%的投資者選擇“投資決策完全交由理財顧問決定”的委托投資方式。

值得關注的是，主觀金融素養和客觀金融素養對投資者理財顧問依賴程度的影響基本一致。一方面，隨著金融素養水平的提高，投資者選擇自主投資的概率會增加，表明金融素養的提升增加了投資者的投資自信和自主決策能力;另一方面，金融素養的提高會減少投資者的外部理財建議需求和對理財顧問的依賴程度，表明金融素養更高的投資者，能更好地分辨理財顧問提供的信息是否具有價值，減少了對外部理財建議的過度依賴和盲目服從。此外，金融素養對理財建議需求間存在的負相關關系也從側面印證了金融機構開展投資者教育的“悖論”，在投資者的潛意識中，金融機構進行投資者教育與金融機構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內在沖突。因此，理財顧問在追求自身財務利益的同時，所提供的理財建議也需盡可能符合客戶的最佳利益。

4.投資者金融素養水平對投資組合的多樣化具有不同的影響

課題組一直關注投資者教育對投資者資產組合的影響。在本次問卷調查中，也設計了有關投資者金融素養對投資組合多樣化與分散化的不同影響。投資者金融素養的高低會透過投資行為的理性程度來反映。理性的投資者通常會通過其投資組合的多樣化來分散風險;而金融素養較低的投資者由于缺乏對投資組合多樣化的理解，其投資往往會集中于某一特定資產。隨著其金融知識的增加和金融素養的提升，風險意識的增強，其投資組合逐漸多樣化，但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的簡單多元化。隨著投資者金融素養的持續提升，更有可能將資產配置到經過篩選的投資組合上，即加入了對“資產相關性”的考慮，在此基礎上形成投資組合的“有效多樣化”和“有效分散化”，而非不考慮資產相關性的簡單資產配置行為。

調查也顯示，投資者金融素養的提升，并不必然會提高其投資組合的分散化程度。因為投資組合的合理配置有時候會受到投資者過度自信的負面影響。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對主觀金融素養水平較低的投資者來說，主觀金融素養的提升使得其投資組合的“有效分散化”程度得到提高(有效分散化程度從0.63上升到0.72);但對主觀金融素養水平較高的投資者來說，金融素養的提升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資組合的“有效分散化”程度，即投資者金融素養過度自信的程度越高，其投資組合有效分散化的程度越低。這可能是由于金融素養過度自信的投資者更容易高估自己對特定金融資產分析的準確性，在資產配置中更傾向于投資其偏好的金融資產，從而降低其投資組合的“有效分散化”。可見，通過投資者教育幫助投資者準確認識自身金融素養水平，糾正投資者的金融素養認知偏差，將有助于提升投資者的金融福祉。

關鍵詞： 投資者 投教意識 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