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淄博市近日提出，在今年9月底前，當地各級機關和公共服務機構保留的全部證明事項無需群眾提交，要基本建成“無證明城市”。為此，淄博市還出臺了專項實施方案，制定了明確的任務書、時間表和路線圖。

打造“無證明城市”，回應了群眾期盼。曾幾何時，一紙薄薄的證明頻頻為群眾辦事添堵，更成為拉低行政效率的一大堵點。無論是論證“我媽是我媽”的奇葩證明，還是跑審批一個部門要一份材料的重復證明，在一些地方，本應發揮確認、備案功能的證明，已異化為責任甩鍋、任性用權的標本。

民生的痛點，就是社會進步的堵點;效率的堵點，就是高質量發展的難點。不只是淄博一地，僅在山東一省，2019年以來就有濟南、濟寧、日照、濱州等地，紛紛提出打造“無證明城市”。放眼全國，高水平建設服務型政府，推進政務服務標準化、智能化、便利化，打造手續最簡、環節最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辦事流程，也已成為諸多省市的改革重點。

需要強調的是，打造“無證明城市”，并不是要消滅證明，而是要讓人民群眾從繁瑣復雜的紙質材料中解放出來，將基層辦事人員從繁文縟節的文案工作中擺脫出來。當時代來到21世紀的第三個10年，指紋識別、刷臉支付、健康碼通行等已深入生活方方面面，行政審批還要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跑、一個公章一個公章的蓋，這顯然已與時代脫節太遠。

技術的進步，足以讓隨需流動的數據代替舟車勞頓的奔忙。然而，奇葩證明、重復證明、循環證明之所以頑固，源于背后的職能部門或公共服務單位缺乏進行流程再造、數據分享的勇氣與擔當。有一些單位，自身積攢了大量社會數據信息，卻因這樣或那樣的理由，排斥或回避進行數據橫向共享，成為群眾吐槽的“數據煙囪”“數據孤島”。

當然，推進“無證明城市”，也要防止從一個極端倒向另一個極端。“無證明”不是“無責任”，如果將為民、便民、利民的改革舉措，當成“溜肩膀、卸挑子、耍心眼”的借口，那就蛻變為披上數字化外衣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無證明城市”也不是靠政令變出來的。在數字化時代，行政職能部門提高自身施政能力、公共服務部門提高自身服務水平，都要在實踐中尋找方向、在實踐中接受檢驗。替百姓管好數據、為社會用好數據，那些匪夷所思的奇葩證明才能真正一去不返。(評論員蕭海川、陳國峰)

關鍵詞： 無證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