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的建議，又惹怒了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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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某學者表示，在鼓勵年輕人生育、婚戀的問題上，可以將法定結婚年齡下調至18歲，以此降低成婚門檻促進單身男女建立家庭。

此話一出，立刻引來無數板磚。不少人質疑：18歲正是接受教育的黃金年齡，此舉是否會不利于個人發展？

這只是眾多“年輕人被建議”事件中的一個。近一段時間，一些專家頗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味，比如“年輕人沒工作可以先結婚生子”“專家建議年輕人不要為了錢而工作”“拿出三分之一存款買房子”“懲罰不生孩子的年輕人”“給00后增加工作強度”等。

這些觀點，看似為年輕人好，實則惹年輕人厭。“年輕人為什么不愛聽專家建議”一度沖上熱搜，網友們紛紛表示：“建議專家不要再建議了”。

“專家”作為一種身份，帶有“知識權威”屬性。他們是在特定領域中擁有特殊知識、技能或受過特殊訓練的人。年輕人大部分剛步入社會，囿于自身知識有限，在求職、生育、情感、養老、理財等領域，有時需要聽取專家意見，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

客觀地說，在專家群體中，有不少肚里“有貨”的學者，令人尊重。比如，有的教授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分析法律案例，為年輕人講解法律知識；還有的人化身“情感達人”，理論結合實際輸出觀點，解決年輕人的情感問題。

這些專家之所以能讓年輕人信服，除了深厚的理論知識，還有共情心理和堅定的職業操守，他們的建議在客觀上起到了普及知識、彌合矛盾、引領輿論的作用。

但有的“專家”則不然。他們顯得很不了解年輕人的生活狀態，從未考慮過年輕人的經濟壓力、健康壓力、就業焦慮和婚戀焦慮，每每以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紙上談兵”“站著說話不腰疼”“何不食肉糜”的姿態指點江山。

年輕人雖然不是專家，但卻是生活的實踐者，他們知道什么樣的生活對自己有利。此類“雷人建議”一出，往往會導致情緒對立。

個別專家的“倫理陷落”尤其值得警惕。專家群體本身構成復雜，一些草根“偽專家”、“三無”研究機構的“專家”通過包裝，戴著五花八門的頭銜，涌向互聯網平臺，冒充權威之聲，甚至“跨界”對自己專業領域外的現象大肆評議，目的是為博知名度、最終實現“影響力變現”。

還有個別專家，絲毫不顧忌年輕人的感受，放棄學術中立原則，過度為商業利益代言。這種拋棄職業操守的行為，讓年輕人對專家的排斥與日俱增，以至于拉低了年輕人對整個專家群體的信任和期待。

“不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個別專家應從年輕人的難處和需求出發“三思而后言”，先問問這個政策放在自己家人身上行不行，再提有參考性和實用性的建議，而非發表一番不可行的“廢話”。

托馬斯·索維爾在其著作《知識分子與社會》中提出一個觀點：“知識分子的工作成果，往往是不需要負責的。”相比醫生做的手術出事故了，工程師設計的建筑倒塌了要承擔責任，知識分子提出的公共意見只是參考，出錯了也不會被追責。

但網絡平臺有公共屬性，不是某個人的”自留地”。專家更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一旦出錯，造成的后果危害很難估量。

“建議專家不要建議”，不是讓專家閉口不言，而是希望專家“從年輕人的利益出發”，少一些嘩眾取寵，多一些人文關懷，在理性溝通的基礎上，建立相互尊重的“公眾—專家”關系，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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